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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报连载 大秦印社社长庞任隆:长安印学在中国篆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期:2023-12-13  来源:大秦印社  作者:庞任隆    关注:68414

(一)

  长安出土的历代印章能不能成为一门学问?长安印学与骊山印社有怎样的关系?1991年9月12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经时任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终南印社社长傅嘉仪先生倡导,由郑安庆、董扬与笔者共同发起,骊山印社在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成立。这里是周、秦、汉、唐京畿之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成立大会上,时任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刘自椟先生题写“书求法度印求源”、傅嘉仪先生题写“秦俑兵马甲天下,骊山印社绘关中”勉励。30多年来,“弘扬光大骊山文化、挖掘陕西印学资源”的宗旨和长安印学的理念,一直在笔者心中升腾,以至成为一种使命和责任。

  第一个十年(1990—1999),“长安印学”首批成果发布

  20世纪90年代是长安印学中精品孤品面世的辉煌时期。就在骊山印社成立的前后,由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刚主编,三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王翰章编著)、《陕西出土历代玺印续编》(王翰章、王长启编著),首次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陕西各地出土的金石文献资料共516件:(一)两汉魏晋南北朝官印69枚,其中就有1986年面世的国宝级文物“皇后之玺”和1954年出土的“朔宁皇太后玺”。(二)隋唐宋元明清官印68枚。(三)秦汉以来出土的私印、套印、押印、肖形印、吉语印和宗教印等379枚,包括1980年6月旬阳县小河汉墓出土的“使掌果池水中黄门赵许私印”(见图一,为银质龟纽,边长2.4厘米)、绥德县出土的“司徒中士张尚”(见图二,为铜质桥纽,边长2.1厘米);1985年勉县出土的“汝南女阴公孙安汉印”(见图三,为铜质瓦纽,边长2.4厘米);1986年扶风县羊岭汉墓出土的姓名吉语印“肥子伯印,宜身至前,百事不闲,愿君自发,印信封完”(见图四,为铜质桥纽,边长1.8厘米)。这些玺印为秦汉时期“官职姓名印”“籍贯姓名印”“姓名吉语印”的代表,规格均在1.8到2.4厘米以内,印面虽小,但精细、精到、精致,传达了秦人严谨的治学风格,方寸之间映照出大千气象。

图一使掌果池水中黄门赵许私印(汉)

图二司徒中士张尚(新莽)

图三汝南女阴公孙安汉印(汉)

图四肥子伯印,宜身至前,百事不闲,愿君自发,印信封完(汉)

  1992年,陕西又一处名胜景观——“明圣宫”落成于骊山西绣岭,其间我有幸结识了台湾著名爱国人士颜武雄先生。交流中先生得知我研究长安印学,他表示全力支持,说之后会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玺印资料给我带过来研究。由此我开始了对秦官印、秦印陶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选定“长安书法篆刻研究”为课题,开始了漫长的长安印学探索之路。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周原遗址出土、1995年公布的两枚图像玺印,有明确的西周中晚期地层关系,为长安印学溯源和进一步判定西周时期的玺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资料。

  1996年丙子年也是令人难忘的。元月金代279枚官印在西安钟楼广场横空出世;同年6月北周“天元皇太后玺”金印在咸阳市震撼亮相;9月颜武雄先生从台北带来了《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玺印篇》(发行人秦孝义、主编袁旎),其中就收录有陕西50年代前出土的玺印共54枚;12月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相家巷村出土的154枚秦封泥,首次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北大学与观众见面(见图五至图十);同年末,笔者《试论秦官印及其艺术特色》一文在《文博》第六期(总第75期)刊登,汇集秦封泥发现前秦官印、秦印陶88枚……长安印学的春天来了。


图五

少府工丞(秦)


图六

御府丞印(秦)


图七

御羞丞印(秦)


图八

高章宦丞(秦)


图九

长平丞印(秦)


图十

华阳丞印(秦)

(二)

  1996年12月26日,受时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先生的委托,笔者开始了首批154枚秦封泥的专题研究。其间,先后两次拜访曾于西安文史研究馆工作的王翰章先生,王老对创立“长安印学”的想法非常赞同,他说:“为长安玺印立学,这是一件大好事情呀!”1997年1月23日的《中国书画报》“篆刻”版开辟了《金石史话》栏目,我的“说说秦印陶——秦印陶及研究概说”系列于该栏目陆续刊载了十余篇文章。三年中我收集到秦都咸阳、秦阿房宫以及秦始皇帝陵等遗址出土的秦砖、秦瓦、秦罐、秦俑等不同载体上的珍品秦印陶60余枚,采用赏析的方法与观众见面。尤其是“大水”“左司空”“北司”“左水”“大匠”“寺水”(见图一至图六)以及“都船”“宫水”等秦代中央烧造砖瓦官署机构的印陶,是秦代物勒工名制度下的重要印迹,不仅为秦代官制的研究提供了佐证,而且填补了秦官印的诸多空白,是长安印学研究中一项特别重要的考察工作。

图一  大水(秦)

图二  左司空(秦)

图三  北司(秦)

图四  左水(秦)

图五  大匠(秦)

图六  寺水(秦)

  与此同时,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97年第四、第五期《书与画》杂志连续发表了我的《长安历代官印述略》(上篇、下篇),公布了长安印学先期专题研究成果。1998年3月21日王翰章先生专门从编辑《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的资料中挑选了40枚原印蜕赠予我,鼓励我继续深化研究,这其中就有“皇后之玺”“五威司命领军”“立义将军”“晋率善氐邑长”等十分珍贵的原始印蜕。1999年《篆刻》杂志丛刊第二期(总第二十二期)发表了我的《西魏独孤信十八面炭精印考述》一文,在中国印学界产生了积极反响。

  在研究颜武雄先生赠送的《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玺印篇》时,我发现了1971年西安市永仁路菊花园出土的东汉前期的“后将军假司马”铜质鼻纽印(见图七)、1975年靖边县统万城遗址出土的汉代的“西部尉印”(见图八)、1965年发现于耀县东城的魏晋时的“泥阳令印”(见图九)等十余枚罕见官印。特别是1971年于西安市菊花园出土的“汉匈奴恶适尸逐王”(见图十),规格为8.9厘米×8.6厘米×5.3厘米,是目前长安印学研究中唯一一枚用“石冈花”材料制作的大印。另外,还有1954至1957年西安半坡出土的春秋末至战国初的五枚肖形印,也是笔者首次见到,格外欣喜。

图七

后将军假司马(东汉)

图八

西部尉印(汉)

图九

泥阳令印(魏晋)

图十

汉匈奴恶适尸逐王(汉)

(三)

  第二个十年(2000年至2010年),长安印学第二批成果发布

  2000年5月,吴刚主编,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的《秦封泥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完成的《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报告,于2001年第4期的《考古学报》上发表;傅嘉仪所著的《秦封泥汇考》,于2007年8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自此汉长安城遗址相家巷村首批出土的“内史之印”“左乐丞印”“四川太守”“雒阳丞印”“丰丞”“西盐”等两千多枚秦封泥官印集结亮相,成为长安印学史上第二次重要信息发布,在中国印学界引起了轰动。一大批鲜为人知的“三公九卿”“郡县亭里”“宫殿苑囿”等官职、地名横空出世,填补了历史空白,一时成为佳话。如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上雒丞印”(见图一)为上雒古城的发现提供了佐证,“栎阳丞印”(见图二)厘清了秦汉和唐两座栎阳古城,“废丘丞印”(见图三)明辨了南佐和东马坊两个遗址的千年是非,“下邽丞印”(见图四)让两千多年前渭南老地名重现……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亟须我们去揭开。

图一 上雒丞印(秦)

图二 栎阳丞印(秦)

图三 废丘丞印(秦)

图四 下邽丞印(秦)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陕西汉阳陵、阳陵邑先后出土了“宗正之印”“长乐宫车”“大官令印”“左府之印”“东织寝官”和“大泽津印”等27枚汉代印章、封泥,我受邀进行研究考释,尔后撰写完成了《汉阳陵新出土印章封泥考述》一文,发表于2010年7月《唐都学刊》第四期(总第二十六卷)。在撰写该文的过程中,得到了陕西汉阳陵博物馆的大力支持,时任副馆长何宏专门安排相关部门提供了原始图录十余枚(见图五至图十三),表示支持,让我们今天能一睹西汉初年印章封泥之风采。

图五 导官令印(汉)

图六 大官之印(汉)

图七 大官令印(汉)

图八 西府(汉)

图九 左府之印(汉)

图十 府印(汉)

图十一 徒府(汉)

图十二 东织令印(汉)

图十三 甘泉仓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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