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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任隆:秦封泥在“长安印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日期:2023-10-15  来源:大秦印社  作者:庞任隆    关注:68018

大秦印社社长庞任隆创立了长安印学理论体系

  【摘  要】大秦封泥和长安印学是陕西文化文明的特有品牌和亮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相家巷村秦封泥的出土,是秦文化秦代文明史上,继秦俑、秦简牍之后第三次重大发现,是百年来中国篆刻史上的重大成果之一,而且在近三千年的“长安印学”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秦封泥的印章属性和科学价值,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认知。对其进行地综合性分析、考察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秦封泥 长安印学 重要意义

  一、 长安印学的形成背景

  印章,又称“印”,古时称“玺”。古代印玺,是取信之物 、凭证之据;历代官印,是权力象征,是国家管理的重器,又是再现中国文字的重要载体之一。 “长安印学”的诞生,具有四个方面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古迹遗址聚集

  长安有距今约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姜寨遗址,有与中国文字起源有关的刻画符号(图一);[1]长安是西安的古称,是十三朝古都,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丰”亦称“丰邑”,其地在陕西长安西南的沣河以西。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迁此。“丰”亦作“酆”与“镐京”同为西周国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之后秦、汉、唐,更是将中国文化艺术推向了一个巅峰。

图一  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姜寨遗址刻画符号 (附拓片)

  (二)文明礼制影响。

  “长安”即“长治久安”。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作为与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们社会交往密切相关的印章,在三秦大地上从创意、到制作,再到使用,其间蕴含着古人丰富的劳动智慧和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尤其是西周时期文明礼制的创立和形成,诸如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以冠婚之事为“嘉礼”,以宾客之事“宾礼”,以军旅之事为“军礼”,以丧事之事为“凶礼”的“五礼”,[2]不仅贯通于国家治理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长安印学”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青铜文化推动。

  以清代晚期在陕西宝鸡和岐山先后出土的西周“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四大国宝”重器开始,有六十年代在宝鸡县贾村镇出土的记录“宅兹中国”的“何尊”,有七十年在临潼西段村出土记载“武王征商”的“利簋”,等等。[3]

  由此可知,西周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当时通用兴盛的“大篆”,不仅铸造器物之上,形成了巍巍壮观的青铜铭文(亦称“金文”),同时也用于印玺,其标志就是实施了从“图形印”到“文字印”的过渡,成为中国汉字入印的发端。尤其是一八四三年(清道光年间)出土于宝鸡市岐山县、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里有“用印昭皇天”的记载(图二),为印章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注脚。[4]

图二 毛公鼎 (西周宣王时期)“用印昭(卲)皇天”(右侧版 倒数四、五行)铭文

  )印宗秦汉需要。

  自元代吾丘衍、赵孟頫提出的“学古”主张,“汉魏”观念缘起、“汉印审美”理念确立,到明代沈野、朱简宏论确立了“基本含义”,再到后期甘旸、沈名臣的积极推进,加之,又有篆刻开创者文彭、何震、苏宣学习古玺篆刻实践体会的力挺,“印宗秦汉”已在印学界同仁中达到共识,特别是朱简在《印经》里说的“印章起源”的论述,为这一学术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5]

  明代之后,清代至民国的三百多年间,陕西出土了大量的玺印和封泥,为正在崛起的长安印学增添了厚重和力量。而震撼性的一次性的在一个地方出土一万多枚秦封泥的,竟然就在三秦文化丰厚的沃土中出现了,这是明、清两代人不敢想象的事情,就连吴昌硕、赵之谦、齐白石等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景象。

图三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三公九卿”和“都邑郡县”秦封泥选录

  二、 大秦封泥的艺术价值

  秦封泥发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当时一批一批带有文字的“泥坨坨”呈现,的确震惊中外。除自身带有的两千二百年前的泥土气息外,让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印象是:一、入印文字,统一规范。小篆入印、工匠凿刻,传承了秦小篆文字文明;二、印面大小,方寸之间。规定使用范围、制定了大小规格,提升了秦印章的科学化管理;三、文书封缄,钤盖印章。首先进入文书程式,泥丸封碱,印章按捺,实施了秦印章的艺术再创造。具体有五个方面特征:

  (一)面世科学性。

  自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相家巷村村民赵臣言在村南田地里挖粪取土时发现秦封泥,到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先后收藏了其中的近2000枚秦封泥之后,1997年1至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派员现场勘探,清理40个遗址单位发掘面积约185平方米,出土封泥11347枚和相关的建筑遗物,成为迄今为止一个遗址出土封泥数量最多的地点,经初步整理,与职官有关的7600枚,与地理名称有关的1300枚,其它240枚。[6]

  总体考古报告,期待公布。2000年4至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在之前出土地又进行了发掘,面积500余平方米,获得封泥325枚,从地层学上确定了封泥的时代为秦。其发掘资料在2001年第4期《考古学报》发布。[7]

图四  传世秦代官印“上林郎池”与秦封泥“中车府丞”对比图录一

  (二)种类丰富性。

  从位高尊晏的“三公”之印(即“助理万机”的左、右丞相印,“职掌武事”的太尉、邦尉印,“掌图籍秘书”的御史大夫印);到完整齐全的“九卿”属印,如“掌宗庙礼仪”的“奉常”系列,“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系列,“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系列,“掌皇后、太子家”的“太仆”系列,“掌刑辟”的“廷尉之印”,“掌诸侯归义蛮夷”的“典客”系列,“掌亲属”的“宗正”系列,“掌榖货”的“治粟內史”系列,“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的“少府”系列。

  还有仲伯有序的“列卿”属印,有“掌徼循京师”的“中尉”系列,有“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的“匠作少府”系列,有“总理与太后有关的一切事务”的“詹事”系列,“掌治京师,兼修山陵”的“內史”系列,有特殊体制的如“宫、台、园、禁、苑、池”系列。特别是与层级分明的“郡、县、乡、亭、里”有关的地名,更是星罗棋布,占据了中国版图的“半壁江山”,如关中內史,山东北部、南部诸郡属以及淮汉以南诸郡及其所属县系列真是应有尽有。据最新资料,即刘瑞编著《秦封泥集存》显示,目前共集秦封泥2350种9218枚,其中中央与地方官印封泥1843种8531枚。可谓煌煌巨制。[8]

  (三) 品相完整性。

  在这批秦封泥信息公布后不久,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不失时机地收藏了其中781枚,为收藏家阎小平捐赠的珍品和孤品,堪称“品相好,品种多,品类全”,[9] 其中以“左丞相印”“右丞相印”“廷尉之印”“四川太守”“少府”“宗正”“西盐”等为代表的100枚秦封泥,2014年12月被陕西省文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等级文物;[10] “上林丞印”“丽山飤官”“河间尉印”“蓝田丞印”“泾下家马”“宜春禁丞”等251枚在大明宫新馆“秦封泥特展区”长期陈列展示,成为全国秦封泥文字和官印研究、秦文化传播教育的重要基地。[11]

图五 传世秦官印“ 茝阳少内”与 秦封泥 “乐府丞印”对比图录二

  (四) 使用规范性。秦封泥文字多属标准的秦小篆,秀丽挺拔,应是当时规范使用流行文字;秦封泥的模式完全是秦官印模式的再现,大的在2.2厘米到2.4厘米之间,小的在1.1厘米到1.9厘米之间;[12]大部分的“田字格”和“日字格”与秦小篆印文的有机融合,成为“印宗秦汉”学习的风范和重要文本,诸如“少府榦丞”“中厩将马”“白水之苑”“公车司马丞”等;罕见的“无字格”,诸如“宗正”“中厩”“外乐”“西盐”“具园”“中谒者”“内官丞印”“少府工丞”“乐府丞印”“西方谒者等,同样彰显出秦印的风采和魅力,让人难以忘怀。

图六 秦封泥 废丘丞印 (原蜕)    

图七 秦封泥  宁秦丞印(原蜕)

  (五) 传拓审美性。与中国传拓技艺关系有着直接关系是印章;研究传拓的渊源,首先要了解印章的渊源。这是周佩珠先生在《传拓技艺概说》中阐述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封泥与传拓有着间接关系,而且与传拓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也可以说是我国传拓的萌芽阶段”。[13]

  秦封泥由于原拓实物的“文物性”和“珍贵性”,以及保护的“特殊性”,展示墨品拓片成为欣赏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形式。从目前已公布的秦封泥墨拓成品看,千枚千面,枚枚不一,有的虚实迷离、有的似连非连、有的残损削剥,有的大秦磅礴,其意境,其境界,远远超出秦官印原本的艺术效果,诸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章台”“府印”“典达”“泰官丞印”“宫司空丞”“杜南苑丞”“邯郸之丞”“咸阳丞印”等等,成为中国印章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不能不说又是秦封泥的一大创造。[14]  

图八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部分秦封泥墨拓作品选录(庞任隆 绘制)

  三、大秦封泥与长安印学

  秦封泥的本质属性,就是印章属性。如是说秦封泥,不仅是长安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封物”到“封书”转变中所体现的示范作用,让秦代官印的价值升华;二是从“物勒工名”到“以检奸萌”转变所彰显的创新作用,是我国最早《保密法》的刍形;三是从“官员身份凭证”到“国家管理层面”转变中所展示的引领作用,特别是“郡县制度”的实行,延绵中国两千多年。因此说,大秦封泥是长安印学研究中的一笔宝贵而稀有的财富。其重大意义表现在:

  一是秦封泥弥补了秦官印不足的缺憾

  目前被确认已知的秦官印不到130枚;最新公布的秦封泥共9280枚,其中中央和地方官印封泥就有1843种8531枚,几乎占到总数的80%以上,诸如“邦尉之玺”“骑邦尉印”“天子寖监”“甘泉食官”“郎中西田”“客事之玺”等等。都是此前典籍里所没有的,可谓宏富满满。[15]

图九 秦封泥“廷尉之印”的原拓与墨拓对比图录一

  二是秦封泥填补了秦地理发展史上诸多空白。

  已知秦官印的品种已达2350多个品类。仅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珍藏的100多枚郡县封泥中,就有“丰”、“上雒”“安武”“彭阳”“洛都”“海陵“虹”“翟道”“游阳”“承”“徐无”“济阴”“历阳”“寿陵”“虖娄”等29枚,在《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著)中没有标注,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16]

图十 秦封泥“下邽丞印”的原拓与墨拓对比图录二

  三是秦封泥佐证了秦史研究中的诸多疑惑。

  秦官印仅有九卿之属居多,郡县亭里稀有;秦封泥所见“三公九卿”“郡县乡亭”和“宫殿苑囿”三大版块,应有尽有,尤其是“上雒丞印”“栎阳丞印”“下邽丞印”“废丘丞印”,已在当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1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秦封泥让秦官印从“阴文”变成了“阳文”,开启了之后历代公印(即公章),一律使用凸起阳文的范例。

图十一  秦封泥“麗山飤官”的原拓与墨拓对比图录三

  长安印学在近三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自身特点和优势,尤其是秦代官印,在中国篆刻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学史第一个高峰,就形成于秦,鼎盛于汉,传播于以后各代。

  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古都所在地长安,尤其是之后在三秦大地上先后出土和发现的“朔宁王太后玺”“皇后之玺”“北周天元皇太后玺”和“西魏独孤信十八面炭精印”等一大批珍贵玺印,谱写了长安印学的新篇章,为中国印章文化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

图十二 1954年在陕西略阳县阳平关发现的东汉“朔宁王太后玺”(金质 龟纽)

  (一)历史悠久,跨度时间长。

  从公元前一○四六年西周开始到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大大小小一共经历了三十多个朝代的兴替更叠,最新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长安建都,有二十多个王朝,虽然没有在长安建都,但却留下宝贵的印学遗产,诸如一一一五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金代,先后迁建的三个都城都没有在长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却罕见在西安钟楼广场发现了二百七十九枚金代铜质官印,其消息震撼了整个印学界。[18]

图十三  1968年在陕西咸阳市韩家湾发现的西汉“皇后之玺”(玉质 螭虎纽)

  (二)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

  长安印学起源西周,形成于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周礼》里有“凡通货贿玺节出入之”、“货贿用玺节”的记载,说明最初的印章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说明印章与政治、军事有关;《后汉书·襄公二十九年》也载:“至于三王(夏、商、周),俗化雅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文献通考》亦云:“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之于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所属”等等。

图十五  1991年在陕西汉景帝阳陵出土的“车骑将军 ”(金质 龟纽)

  (三)形式新颖,质料品类多。

  金、银、铜、玉,是长安最早印章的原料之一,还有铁、琥珀、石、木、骨、角、牙、陶、琉璃,等等。各朝代的印章,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朱简在《印经》里说:“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 在《印章要论》又说:“印始于商、周,盛于汉,沿于晋,滥觞六朝,废弛于唐、宋,元复变体。” [19] 纵观长安印学三千年的发展史,我认为总体可分为创立、成熟、传承、变革和回归五个时期。无论各大时期如何“变化”,最后又回归到“秦小篆”,这不能不说秦人的创造精神和秦代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图十六  1996年在陕西咸阳市发现的北周“天元皇太后玺 ”(金质 獬豸纽)

  综上所述,前辈先贤“印宗秦汉”理论的确立,为“长安印学”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大批秦封泥所呈现的秦官印风范,为后世学者进一步地研究,增加了强大的信心和勇气。

  周、秦、汉、唐的古都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均在长安,从这里发号施令在全国形成的印章规范、模式以及制作方面的技艺,必将成为引领那个时代的法度和范本。

  “长安印学”让印章传统艺术,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秦封泥,呼之欲出,为“长安印学”正名,为“长安印学”锦上添花。大秦封泥与长安印学,共同见证着中国篆刻文化的发展繁荣,共同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盛世辉煌。

   注释:

  [1]赵康民著《骊山胜迹》,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十七页。

  [2]徐正英、常佩雨译《周礼》,中华书局,二○一四年版。

  [3]吴振烽编《西周金文撷英》,三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一至四页。

  [4]《故宫文物》(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九卷第四期,第十二至十三页。

  [5]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上),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三五至一四○页。

  [6]张翔宇《相家巷秦封泥的发现与整理》,《美术报》二○一九年三月二日第十版。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二○○一年第四期,第五○九至五四四页。

  [8] [15]刘瑞编著《秦封泥集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二○年版,前言第四十一页。

  [9]傅嘉仪、罗小红《汉长安城新出土秦封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初探》,《收藏》一九九七年第六期,第七至八页。

  [10] [11] [12]庞任隆主编《秦封泥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二○一五年版,第一一九至一二一页;第九十四至九十九页;第一○六至一一○页。

  [13]周佩珠著《传拓技艺概说》,人民美术出版社,二○○四年版,第二至三页。

  [14]庞任隆《秦封泥官印美学初探》,二○○一年《篆刻丛刊》第四期,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第二至九页。

  [16]庞任隆《秦郡县封泥的历史地理学意义》。二○○九年《文博》第三期(总第一五○期),第四十三页。

  [17]庞任隆著《秦封泥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版,第一○四至一一三页。

  [18]王翰章《解读西安钟楼广场新出土金代官印》,一九九六年《说古道今》第二期(总第十二期),第三至六页。

  [19] 朱简《印经》《印章要论》,《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编订,上册),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三五至一四一页;第一四一至一四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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